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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印记:一代女魂唐群英

时间:2018-10-10 16:52 来源:中共衡阳市委组织部 点击:

       唐群英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早期女权运动领袖。她投身辛亥革命,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立下奇功。她首倡女权,为争取我国妇女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她被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康克清尊称为“一代女魂”,被我国政府向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推介为八位中华百年女杰之一。

投身辛亥革命建奇功

       1871年12月8日,唐群英出生于衡山县新桥黄泥町(今属新桥镇黄泥村)三吉堂一武将门第。20岁,遵父遗命嫁与湘乡荷叶(今属双峰县)曾国藩的堂弟曾传纲为妻。有缘结识秋瑾、葛健豪(蔡和森、蔡畅之母),遂成知交。她们都关心国家的命运,常在一起阅读进步书刊,评论时政,抒发抱负。1901年秋,她听秋瑾谈及亲历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的情景,慨然说道:“国之兴亡,匹妇亦应责无旁贷。不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是人皆有责!”1904年秋,她应秋瑾之约,东渡日本求学,考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次年5月,经黄兴、赵恒惕介绍,参加了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的华兴会,成为华兴会唯一的女会员。同年7月,华兴会与兴中会合并成立中国同盟会,她是第一个加入同盟会的女会员,同盟会总理孙中山称赞她,说:“你是第一个走进革命队伍里的女同胞,你是榜样,是二万万女同胞的带头人”。

       1906年7月,唐群英与王昌国发起组织的留日女学生会成立,她当选为书记。10月,同盟会会刊《洞庭波》出版,她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八首七绝,一时在革命志士中广为传诵,深得孙中山和黄兴的赞许。1908年2月,她自日本学成回国,按照孙中山的部署,找到先期回国的同盟会会员张汉英和陈荆,相继在湘乡、衡山、醴陵及赣西等地,宣传同盟会的宗旨,策划武装起义,并于次年先后组织了湘乡永丰和湘潭花石两地武装起义。1910年6月,按照黄兴的安排,她再次赴日,以考入东京音乐专科学校作掩护,深入开展留日女学生运动,动员女界“与男子奋袂争先,共担义务”,投身反清斗争,以“救国家之危亡”。1911年秋,她奉命回国,与张汉英在上海筹建女子北伐队。10月10日,武昌首先响起起义枪声,她设法将黄护送到武昌,指挥战斗。接着,她与张汉英组织了“女子后援会”,向社会各界募集物资钱粮。11月初,江、浙两省组织联军北伐。唐群英便将她率领的有400名队员的女子北伐队列入江浙联军编制。同月下旬,抵南京外围时,联军主力担负攻城主战,女子北伐队和何奇伍团奉命在玄武门助攻。唐群英事先挑选8名精兵组成小分队,混入城内,伺机杀死守门清兵,唐群英乘机带领全体女军士兵迎面冲击,致使清廷两江总督仓皇出逃,南京胜利光复。从此女子北伐队声名大振,“双枪女将唐群英”名震一时。2月1日,在临时政府召开的庆功会上,孙中山亲切地赞誉唐群英“不愧是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总统府授予她“二等嘉禾章”,以表彰其功绩。

争取妇女权益开先河

       1912年2月初,临时参议院在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约法草案中没有“男女平等”的条文。唐群英以女子后援会会长名义,与张汉英一道,于2月20日在南京联合筹组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26日,她向参议院递交《女界代表唐群英等上参议院书》。4月8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南京正式成立,通过了由她起草的《女子参政同盟会简章》,确立以“实行男女权利均等、实行普及女子教育、实行一夫一妻制度、实行强迫放脚”等11条为政纲。会后,发表了《女子参政同盟会宣言书》,时人叹为“五千年来女权之曙光”,“中国妇女运动的第一声”!

       同盟会总部迁往北京后,唐群英不顾袁世凯的阻挠,与王昌国、沈佩贞等“联袂北上”,继续要求参议院承认女子参政权。同盟会内以宋教仁为首的改组派屈从他党意见,公然将原同盟会政纲中“主张男女平权”的内容删掉了。唐群英等闻讯,冲进改组会议会场,提出强烈抗议。到8月25日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时,新党纲中仍未恢复“男女平权”条文,唐群英走上主席台,盛怒之下打了宋教仁一记耳光,林森出面调停,还未交口,也挨了一下。她随即书写《驳诘同盟会传单》,抨击宋教仁等。同时致信孙中山。孙中山于9月2日派人给唐群英送去他的亲笔复信,唐群英看后,深受启发,决定暂且放弃党内女权之争,把矛头转向对付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她在北京设立女子参政同盟会本部,被举为本部总理。她创办《女子白话报》和《亚东丛报》,复刊《神州女报》,启发女同胞认识争取男女平等的正义性和紧迫性。12月9日,唐群英得知参议院否决了她们递交的要求补订《女子选举法》的意见,她言道:“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有参政权,亦必不承认袁为大总统!”后又在《女子白话报》上发表文章,抨击袁氏政府。袁世凯遂令取缔女子参政同盟会,查封《女子白话报》,禁止湖南《女权日报》在京发行,并悬赏一万银元通缉唐群英,因事先得悉内部情报,使她幸免于难。然而唐群英并未就此放弃理想,

       1924年,在湖南主政的赵恒惕推行“立宪自治”时,她与王昌国、葛健豪等首倡恢复了湖南女界联合会,继续为争取女权而斗争,终于使湖南省宪政委员会同意在省宪法条文中载明了“无论男女,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二十一岁以上男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受义务教育以上的各级教育权”。

兴办女子学校尽全力

       从1912年10月至1930年的十八年间,唐群英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致力于普及女子教育,为争取女子参政权作长期打算。她单独或与友人合作,先后在北京、长沙、衡山等地创办了中央女学校、长沙女子法政学校、自强女子职业学校等10所学校,其办学热情之高,办校数量之多,在中国女子教育史上堪称首屈一指。为筹措办学经费,她除了争取官费补贴,动员社会贤达捐助之外,还变卖了自己大部分家产以应所需。她的教育理论与方法,都从当时斗争的实际出发,唤起女界觉醒。她痛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论,她把爱国主义教育与女权启蒙教育结合起来,让学生们在亲身投入的活动中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1926年衡山掀起农民运动时,她又支持原红茶亭女校和当时岳北女子实业学校的学生们和其他妇女一起“闹祠堂”(白果妇女闹祠堂的故事被毛泽东主席写入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而广为流传),以实际行动为争取女权而斗争,培育出了一批批有觉悟、有知识、有本领、能够自食其力、自立自强的新型女性。

(作者单位:衡山县史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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